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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体彩幸运赛车复式投注_我对中国向来有信心,退休后还想再做一件事

2020-01-11 16: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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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体彩幸运赛车复式投注_我对中国向来有信心,退休后还想再做一件事

湖南体彩幸运赛车复式投注,他向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学习,中途转向了经济研究。在美国呆了40年后,他否认了十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并一再敦促中国人“照美国人说的做,而不是照美国人说的做”...

陈平生于1944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他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对中国道路的诠释经常在公众中引起争议,但也“清醒”了许多读者。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observer.com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爱上中国70周年”的报道。它采访了海外学者,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角度讲述了新中国的故事。本期嘉宾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平,他的题目是“眉山剑客”。

[采访/李政观察网]

当我第一次到达休斯顿时,我很惊讶“像美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不灭亡呢?”

观察网:你什么时候出国的?

陈平:我在1980年秋天出国了。

观察网:那时候你为什么选择出国?

陈平:我出国是因为邓小平1978年刚出山,胡耀邦被任命为科学院党委书记。那时候,当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时候,我被调职为大会做准备。后来,国家科委借调我去研究科技政策和教育改革。

后来,我参加了东北农业研讨会,研究如何改革中国的农业政策。当时,我建议放松对粮食的关注,全面发展。197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动乱和贫困的根源》。它对整个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的行踪引起了争议。我的老师坚持让我学习物理,科学院的领导要我学习政策。

那时,我说除非我去普里戈金学物理,否则我不会去别的地方。结果,碰巧在中国有一个华侨科学家会议。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来了。因为美国不承认中国的学术资格,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联系了几所学校,并派了一批学生“突破常规”,其中包括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

科学院和我们的副院长钱赵霖都同意并支持我去德克萨斯学习。HKUST总统严济慈和钱赵霖坚持让我继续学习物理,而科学院的领导说,“好吧,让陈平出去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回来做政策研究。还有一个人知道得更清楚”。

观察网:去了美国后,你有过让你震惊的经历吗?

陈平:因为出国的延迟,我原本打算去德克萨斯大学,但我错过了开学时间,第二年不得不先去休斯顿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我搬到得克萨斯大学和普里戈金一起做研究。结果,我被这两个城市的对比震惊了。

第一年,我在休斯顿大学,校园在黑色区域的边缘。美国的贫富差距很大,黑人地区的生活条件很差,茅草一人高,那些生活贫困的黑人经常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因为有被抢劫的危险,我每天晚上都回家,就好像我正在穿越战区一样。所以当我在休斯顿的第一年,我一点也不欣赏美国。我也很惊讶像美国这样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怎么会灭亡。我也不认为美国有任何自由。美国监控非常新来的中国学生。中国学生一到美国,他们就会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第二年,他转到奥斯汀。奥斯汀是一个只有5060万人口的中小型城市。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非常安静。女孩可以在半夜回家。在鼎盛时期,奥斯汀校区设置了十几把椅子,从世界各地招募最好的科学家。我们在那里学习,每天工作到午夜。

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已经到达美国一流的大学。后来,我们发现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虽然中国学校的教师很优秀,但研究课题落后,不知道国外相关方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然而,在德克萨斯大学,当我们作为研究生学习时,我们可以知道世界领先优势在哪里发展。即使其他人没有发表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在普里戈金知道。因此,如果学生想在世界级的中心做研究,他们必须非常努力。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我的胃在流血。

从左到右:罗斯托、普里戈金和陈平

总之,头两年的冲击完全不同。第一年,我觉得美国社会太可怕了。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不灭亡?第二年,我知道拥有先进科学研究的美国大学实际上并不位于大城市,而是位于拥有良好研究环境的小城市——到目前为止,我还主张,如果中国不把最好的大学搬到小城市,它就不可能走在世界科技领域的前列。

观察网:你认为当时中美之间的主要差距是什么?

陈平:从1981年到2003年,普里戈金去世了。我在普里戈金研究中心工作了22年。我从这次经历中学到的一个见解是,中国学者的工作远离世界的内部圈子,只是模仿和赶上外围。

1981年我和普里戈金一起做了研究,1985年发现了经济混乱。那时候,我还是一名研究生,但我立即来到了世界研究的前沿。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交流和竞争。当时,我最大的感觉是,如果你想做世界领先和开拓性的工作,你必须在国外最好的科学中心做,而在国内没有办法进入科学核心圈。

原因很简单。外国承认你的个人能力。如果你的研究是原创的,与众不同的,并且被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所认可,那么你将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圈来交流想法和成就。文章发表前一两年,你会知道你的主要竞争对手和合作者在研究什么。

然而,如果中国学者不在这个圈子里,在别人的文章发表之后,中国学者就不能判断这些文章中哪一篇是最前沿的。只有当每个人都达成共识并确认这篇文章所代表的方向非常重要时,中国学生才跟进并赶上来,这至少花了五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中国学者非常勤奋,所有的大学都瞄准前沿进行研究,但事实上,他们可能在5到10年前就在追逐国外的东西。

上面所说的仍然是物理学,而经济学更糟糕。在经济学方面,中国基本上是跟随西方著名专家。获得诺贝尔奖的西方著名专家的理论已经发表了至少20到30年。这个差距很大。

如果中国不改变其科学体系,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很难缩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中国领导人对科学人才的鉴定不是基于个人成就,而是基于单位地位,这取决于你是来自科学院还是清华大学。这样一种组织方法是世界上其他人无法认可的。这也是我到达前线后不能回来的原因之一。如果我回来,我会基本上在家服务具体的任务。

*中国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观察网:你在美国生活了近40年。你是什么时候明显感受到这些年中国的变化的?换句话说,回顾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你再次了解中国吗?

陈平:从国外的角度来看,国内最重要的变化是两件事。首先,改革开放激发了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民对中国的希望。第二,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已经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主要力量。

在国外学习期间,我经常与国家科委的领导保持密切联系,并向中国介绍国外经验,以推动中国的科技教育改革。因此,那时我经常回家。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担任了美国经济学院的第三任院长。那时,我接到了一项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虹想和台湾“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姜淑杰先生谈谈。

当时,叶剑英已经呼吁台湾恢复两岸交流与和谈。他想从经济方面着手。然而,台湾非常保守,没有回应。因此,时任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的童大林在访美期间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办法实现大陆和台湾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我说,好的,我会尽力的。我建议我代表美国经济研究所,在我们的年会上组织一次由大陆、台湾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以及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学生参加的“四方会议”,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

当时,国内中央领导很快接受了这个想法。大陆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名义派出代表团,代表团团长为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孙尚清。成员包括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中创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晓彬、张少杰和唐鑫、机构改革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以及农村发展研究所周其仁。台湾还派“中国经济研究所”第一研究所所长、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刚为代表。

这次“破冰”会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美国中国经济协会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开辟了渠道。从那以后,它一直在运行。他开始在美国讨论中国的改革,后来来到中国讨论如何推进中国的改革,主要研究具体的政策问题。

在此期间,它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政治动荡让许多海外华人质疑中国改革的可持续性。之后,我访问了台湾,会见了“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蒋淑杰和副院长俞宗宪。我发现从中国大陆去台湾的老一代经济学家非常爱国,并积极向中国提供建议。后来,当我们建立工业园时,我们实际上吸收了台湾的经验。

美国经济研究所的活动让我认识了很多华侨——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有科学家和企业家。那时,我发现中国的改革极大地弥补了国共内战以来中国人之间的分歧。因此,我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抱有很大的希望。

第二件有趣的事情是美国经济研究所和中国政府合作讨论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1987年,当我是美国经济学院的第三任院长时,我邀请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高级代表团在美国举行会议。后来,总部设在美国的经济协会主席、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将会议移至海南岛。后来,总统变得越来越热情。许殿青任主席时,他把讨论放在了上海的国有企业改革上。尹遵生任总统时,他把讨论带到了北京。

美国中国经济协会中国国际研讨会目录(照片/协会官方网站)

因此,美国经济协会回归中国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农村包围城市”:从最远的岛屿出发,然后去上海,然后进入北京。这说明我们不应该认为改革都是中央部门设计和计划的。事实上,中央各部门之间的争论是最激烈的,其中许多是保守的,崇拜美国。相反,地方政府改革非常创新。

从这一点上,我发现了中国和苏联最大的不同。苏联的改革需要“500天计划”的制定和哈佛教授的指导。然而,苏联在“500天计划”完成之前就崩溃了。然而,中国的改革始于地方实验:农村改革实验始于安徽。经济特区始于广东深圳;我们将回到美国经济学会开会,从海南岛开始。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是中国改革的动力。在地方政府试点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将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农村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都是这样的。这是中国改革与东欧改革的最大区别,也是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保持信心和乐观的主要原因之一。

观察者:你为什么选择回家?

陈平:北京大学于1994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没有接受中国科学院院长周赵广的建议,而是把人事关系放到了科学院。人们来北京大学工作,因为我觉得科学院不做经济学,也不会说话。如果我在科学院工作,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学习数学和物理。然而,在北京大学的经济中心,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从事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所以它非常孤立,只能教授研究生选修课。从1996年到退休,他一半时间在美国做研究,一半时间回到中国教和培训研究生。

观察网:回家后的期望实现了吗?

陈平:还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实际上非常好。我还在北京大学培训了几名研究生,并做了出色的工作。一旦他们在国外发表报告,外国经济学家立即称他们为天才。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培养的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得不到认可。我所培养的优秀学生很难从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也很难留下来。一些优秀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无路可走,被我带到复旦大学,而另一些去了海边赚钱。

当今中国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教育制度没有改革,或者模仿美国,所以它的成就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承认。许多大学教师不做基础研究,也不关心前沿方法的任何改变。他们只根据哈佛的教科书教书。

新中国70年的五个阶段

观察员网:新中国70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如前30年和后40年,然后是三大改革,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你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是什么?你在这些历史节点上的个人经历是什么?

陈平:我把中国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66年,为中国的科学和工业奠定了基础。在这个阶段,我上小学、初中和大学三年级,所以我对中国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印象深刻。

我母亲在1944年生下了我,当时日本飞机轰炸了我。我妈妈没有东西给我吃,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也不知道我在小学几年级。大跃进开始在农村进行。当人们去乡下吃饭时,他们的饭碗上满是苍蝇。上海人在哪里见过这一幕?我妈妈说如果我去乡下,我会死的。相反,我去农村工作了。吃了一顿苍蝇后,我不再经常生病。

可以说,我让毛泽东思想改造了我。从大跃进到困难时期的四清运动,对我来说,我不仅改革了思想教育,还把身体从体弱多病变成了勤劳。如果我在国外呆了这么多年,我会失去所有的训练,从乡下的同学那里学习。否则,我今天就没有精力了。

我认为即使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之后,中国的科学大跃进仍然是成功的。举几个例子。

上海格致中学在年度数学竞赛中总成绩最高。我在格致中学学习的时候是一名小组干部,所以我积极参加了。我在高中的两年里完成了最初的三年高中课程和一年大学课程,但老师没有教他们。所有的学生自学并辩论。老师只在那里辅导他们。后来华罗庚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去葛芝中学招生。当时,HKUST说它将制造原子弹和导弹,所以它招募了我们所有优秀的学生到HKUST。

当时,HKUST的生活条件很差,但他们都不崇拜或害怕美国皇帝,都准备好制造原子弹来对抗美国。当时的爱国主义和自信心比现在打贸易战时更强。我们的基础训练非常好。训练强度是多少?当我1980年去美国学习时,我已经36岁了。我周围的美国同学才二十多岁。他们嘲笑我们是“迷惘的一代”。我什么也没说。如果我迷失了,我就迷失了。然而,我是考试的第一名。我去德克萨斯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毕业时得了满分。原因是美国大学考试没有我1958年初中数学竞赛难。

当我们在高中数学竞赛和中国科技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阅读不仅仅是阅读课本,而是做当时苏联、日本和其他国家最难的数学问题,在此期间我练习了数万道题。此外,在HKUST,华罗庚、严济慈和其他人都在第一年讲课。我们从大学一年级开始研究。因此,我在美国应付考试的基础是在大跃进时期和困难时期在中国完全发展起来的。

现在每当有人在中国谈论前30年的问题时,他说大跃进是一次失败,我不同意。大跃进的失败只不过是钢铁冶炼和农业“卫星释放”的问题。然而,中国的科学,从激光和半导体到原子能,都是在大跃进时期实现的。当时,大多数科学带头人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本科生,甚至不是研究生。那时,我们一半的时间花在农村工作,另一半花在学习、练习和做科学研究上。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美国模式的效率要高得多。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贬到成昆铁路,在那里我做了五年铁路工人。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做了核聚变的研究。当我还是铁路工人时,我在实践中观察到经济问题,重新发现并推翻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亚当·斯密说分工可以由市场来协调。他谈到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个人可以直接相互交易。但是你怎么能在铁路上分段交易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分工和市场并不意味着合作。这种经历是在当铁路工人时体会到的。

第三阶段是改革试验期,从1977年到1992年。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我把它放在1977年到1992年之间。我亲自参与了这个阶段。当时,对于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危机感。因此,邓小平说他会“杀出一条血路”,对此我有深刻的理解。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几项活动:

首先,全国科学大会开始改革教育制度,恢复高考。我被借调去研究相关政策。

其次,我建议中央政府建立专利制度。当我参加国家科学会议审查这些项目时,我发现许多项目,特别是军事研究项目,实际上是重复的。如果专利制度不建立,将导致大量的重复研究。

第三件事是,当时的价格“冲破了海关”,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从此双轨制度稳定下来。当价格“突破”时,我和“休克疗法”的创始人哈佛教授萨克斯已经开始争论。那时,我发现不可能把西方的经验复制到中国。这种发展不平衡,风险很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走实验的道路。这些想法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

第四阶段,从1992年到2010年。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两次考验,树立了对中国道路的信心。

从1977年到1991年,主要是国内改革。直到1992年,深圳经济特区才真正对外开放,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然而,在快速发展时期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是对中国的巨大考验,但中国立场坚定,香港稳定。

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做出了贡献。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成为上海市政府的顾问,就如何发展金融中心向上海提供建议。当时,中国股票上市后,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出现了严重的欺诈行为。在研究和咨询了西方经济学家之后,我回来向当时在上海市委工作的黄樊棋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建议,那就是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信用体系——这个信用体系在美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却没有。

我还提出了两项建议,但没有被采纳,但我认为它们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一是中国国有银行太大,应该分散竞争。然而,由于当时美国正在合并,中央领导批准了这些改革,但中央领导拒绝了这些改革。最后,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没有被分拆,但增加了许多准国有银行和地方银行。我认为目前中国的金融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还有一个。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些人建议向西方学习,为全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对此提出质疑,因为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成功。然而,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只是聘请我为社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顾问。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的方向仍在向欧美学习。我认为社会保障问题将来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规模还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但西方做得更好,除了现在问题更多的北欧小国,如美国、日本等较大的国家,社会保障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来源。

简而言之,开放市场在此期间迅速扩张。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发展很快,但也积累了许多问题。我还批评了温家宝,说中国金融中的非法集资问题实际上有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金融问题和房地产问题越来越严重。然而,当时的领导人过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张,拖慢了问题,并为以下问题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放松了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仍然有许多问题遗留下来。

第五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高速铁路的发展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的,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在中国也有巨大的争议。一些相信市场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正在制造债务危机,批评中国的“大政府”和产业政策,事实上否定了中国改革的一些基本成就。在我看来,危机期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4万亿元投资是成功的。确实存在一些债务问题,但问题不大,比美国好得多。

市场经济学家批评的债务问题和非政府组织批评的环境保护问题将所有问题归因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过快,需要调整速度。我反对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林毅夫和史正富的看法,经济发展速度可以适当降低,但根本不需要降至6%以下。它可以保持7%或8%的高增长率,然后逐渐转向提高质量。然而,中国的去杠杆化和全面经济衰退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创造了机会。对中国来说,贸易战实际上是停止去杠杆化、抓住基础产业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图表/世界银行)

“去杠杆化”的概念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世界竞争的制高点是产能过剩,谁坚持到底谁笑得最好。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不就是产能过剩吗?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能力过剩。为什么美国坚持其过剩产能,而中国却想消除它?简而言之,打贸易战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非常有信心中国将赢得贸易战。

此外,从经济衰退到贸易战,我们可以逐渐占上风。我认为这一发展考验了中国道路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给了我们应用复杂经济学中已存在30多年的“代谢增长理论”的机会。最初在北京大学学习复杂经济学基本上是非常孤立的,没有人听。然而,贸易战之后,人们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贸易战。因此,它为我们建立新的经济范式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很幸运。我与共和国同时成长,一起经历曲折,一起看到光明。

共产党内几种发展模式并存是一个奇迹。

观察网:放眼世界,中国的系统无疑是非常独特的。你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复兴中的作用?

陈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几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首先,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能够保持团结,这是其他文明无法做到的。第二件事是国家是统一的,但是思想不是僵化的,学习能力很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都是优秀的。

现在回想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提到的路线斗争都是真实的:例如,刘少奇代表了“亚洲四小龙”的东亚模式,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慢慢走向社会主义。周恩来、陈云等人介绍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务实、系统,比苏联做得更好。毛泽东看到了国际分工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不接受苏联领导下的国际分工,最终中苏分裂发生。

毛泽东坚持“十大关系”,坚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同时发展,重视地方政府的自治,这与苏联的集权和统一大相径庭。毛泽东真正理解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如何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集体化,小农经济也是世界首创,所以毛泽东也代表了一条路线。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邓小平有勇气通过改革开放从西方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释放大量的海外留学生。他不怕他们不会回来。他甚至没有斯大林的勇气。

在任何其他国家,如西方或苏联,一个政党都有几个强大的人物。党长期分裂,而中国共产党可以保持集中统一,多种发展方式竞争并存。我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我自己也非常钦佩。

观察网:你是共产党的成员吗?

陈平: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复兴国家的理想和马克思的消除三大分歧的理想,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我上大学时,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没有获得批准的可能。从中学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问题。我总是喜欢问问题和问领导,所以大学里有太多的问题不能入党。有趣的是,邓小平出山后,我参加了科学会议和早期政策研究。国家科委和党的领导非常重视我,委托我完成许多重要的研究任务。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是想申请入党,还是想成为一名官员或干部。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入党有两个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是我的老师严济慈来自九三学社。他坚持认为我应该做科学。当时,改革中也出现了一种现象,即许多涉及改革的重大争议性计划,都是由党的领导人鼓励向年轻人提出不同意见,向中央政府报告,并在获得批准后加以推广。他们当中有许多非党员。因此,我觉得他们从未动员我加入共产党。一个考虑是给我更多的说话空间。因此,我经常说一些言过其实的话,但后来证明是合理的。

陈平和严济慈老师

此外,在我出国的40年里,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在与对中国有偏见的西方社会科学家辩论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我在讨论政治问题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当与外国人辩论时,人们会问你是不是党员,就好像你在捍卫中国政府一样。我不是党员,我是科学家,所以我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对中国来说,也可以增加一点多样性。

解释中国的经验,不要谈论事实。

观察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中,中国主要向西方学习。2008年奥运会后,似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感到自信,对中国的道路越来越有把握。你认为这种心态的改变怎么样?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陈平:我想澄清一点。我从未想过要把一切西方化。

我母亲的养父来自外交家庭。其中一些人是巴黎和平会议的代表。我祖父在抗日战争前是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后来战争转移到新西兰惠灵顿。我母亲小时候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长大,深受英国殖民主义的压迫。因此,我母亲从不信任西方殖民主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在巴黎和会上教我国耻,并希望中国会强大。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当我第一年来到美国时,我看到了美国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当时,我想,“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灭亡?”。

因此,我从未想过要把一切西方化。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愿望也受到了我母亲的影响。我希望中国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将其派往英国。后来,我学习物理来制造原子弹。现在我将研究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但我不会期望完全西方化。

在西方生活了40年,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西方的问题。在我看来,西方的衰落不是始于2008年,而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里根上台削减税收和研究基金。后来,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意识到美国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困难,而中国的科学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因此,我对中国一直很有信心,但没想到我还活着的时候会发展得这么快,成为世界第二。

此外,事实上,我还创造了“中国之路”这个词。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了一次获奖论文比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基发了一封特别的信,要求我申请。结果,我获得了一等奖。当时,我觉得中国的经验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特别是在金融和社会保障方面。关于是向西方学习还是走中国自己的路,仍然有很多争议。现在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所以我称之为“中国之路”,这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待观察。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中国路”这个词。我自己也应该有所贡献。

观察网: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角色,外界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但总有不可磨灭的偏见和傲慢。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中国70年的改革和发展?

陈平:这个问题很有趣。这也是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前领导人林毅夫之间的主要区别。

林毅夫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其宏伟目标是为中国培养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认为任何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人都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我研究了诺贝尔奖在历史上是如何授予的,我告诉林毅夫诺贝尔奖不会授予解释这个国家的理论。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都做得很好,但是没有人因为解释美国、德国和日本而获奖。他们都授予了研究方法奖。

如果要向外界解释中国的经验,中国目前的做法仍需改进。当西方攻击我们时,我们通常先防御。但是发言权掌握在别人手中,所以我们的防御很弱。我想做的是颠覆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范式,用历史来检验他们的理论,说他们的理论站不住脚,然后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

我的理论框架不是根据中国的经验独立发明的。事实上,它发展了Prigogine的非线性非平衡方法,这在西方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又补充说老子的“生命是两个,生命是两个,生命是三个,生命是三个”,这是复杂科学的鼻祖,比柏拉图的好。然后我解释了世界文明的兴衰。我的一个理论是,如果学习的速度比创新的速度快,后来者可以住在那里。这只能解释中国的经历。

当时,林毅夫和杨小凯争论他们是有晚发优势还是先发优势。我认为既没有绝对的晚发优势,也没有绝对的先发优势,而是一种竞争关系。如果资源是无限的,西方的创新速度遥遥领先,那么中国将不得不赶超它们。这就是杨小凯所说的,西方有先发优势。如果资源有限,西方创新速度下降,新兴国家就能赶上发达国家,林毅夫的后发优势就能实现。我的理论更普遍。这是一个像相对论一样的大统一理论。东方和西方都有可能赢或输。其中有不确定性。这样,西方科学家更加确信。

因此,要解释中国的经验,我们不应该逐案处理,而应该在人类智慧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发展更普遍的理论,让人们能够接受你。

陈平(右三)和林毅夫(左三)一起参加了活动。

观察者:你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吗?

陈平: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它的经济规模正在逐渐接近美国。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也越来越小。但在我看来,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科技和教育体系。

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但是一流的人才不能留在国内。在回到中国做兼职之前,他们在国外取得了许多成就。这场贸易战中,你会发现美国非常害怕中国学者重返兼职工作岗位。大量优秀人才将在未来重返工作岗位,但现有的国内制度无法容纳这些人。学校位于大城市,资金没有保证。

这场贸易战让每个人从上到下都意识到掌握核心技术非常重要,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核心技术不能不花钱就能完成——不掌握基础研究就不能完成,但掌握基础研究并不能改变目前国内的科研体系,他们也没有判断能力。为了提升专业职称,他们必须首先在国外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那么你只能永远跟随别人。

所以如果退休后我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现状。如果现状不改变,中国就不可能占据世界科学的制高点。如果它不能占据世界科学的制高点,它将永远被美国欺负,“台独”和“香港独立”将抱以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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